美國與中國軍事交流展望 歷史回顧 軍事交流是兩國或國際之間最敏感也最具指標意義的關係。回顧歷史,「天安門事件」發生前的1980年代是美中軍事交流的蜜月期。1983年6月,美國政府正式宣佈對中技術轉讓的新規定,將中共從美國出口管制分類的國家改為V組(Group V),即列入與美國「友好國家」(friendly nation)的一類之內。[1] 美方還甚至向中共出售了防空雷達、運輸直升機和電子檢測設備等「非殺傷性軍事裝備」(non-lethal military items)。此外,兩國高級將領互訪也十分頻繁。除了國防部長外,雙方的各軍兵種高級將領都曾訪問過對方。[2]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美國老布希總統於次日立即宣佈了對中共的制裁措施。6日,美國國防部長錢尼(Dick Cheney)提出聲明表示,將暫停對中共國防部長秦基偉和海軍司令員張連忠的訪美安排。1990年2月《對外關係授權法》(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的第902段(Section 902)則更明確地對中共採取了武器禁運措施。[3] 1992年12月,老布希總統中止了4項被暫停的對中軍售案,[4] 美中軍事交流跌到了谷底。 1993年秋,甫上台的柯林頓政府對中共重新採取「交往」政策。不過,這樣的交流自然難以回復到1980年代美中共同圍堵蘇聯時的熱絡。1994年,中斷了5年的兩軍高層交往重新恢復。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徐惠滋於8月訪美。同年10月,美國防部長裴瑞(William Perry)也應邀訪問中國大陸。1996年台海危機後,美中雙方關係又形惡化,國防部長遲浩田原計劃於4月訪美的計劃也因此推遲到12月才進行。 台海危機讓美中改變了一些對彼此的看法,但也均感到雙方溝通是如此的不足。1997年5月,美國參謀聯席會主席夏利卡希維里(John M. Shalikashvili)訪問中國大陸,同年8月解放軍總參謀長傅全有應邀訪美。1997年10月至11月國家主席江澤民訪美期間,雙方就舉行年度「防務磋商會談」(Defense Consultative Talks, DCT)達成了共識。當年12月,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一行前往美國,進行了兩國國防部之間的首次磋商。1998年1月,美國防部長柯恩(William Cohen)訪中,雙方簽署了《美中兩國國防部關於建立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的協定》。6月,柯林頓總統訪中期間,兩國元首宣佈互不將各自的戰略核武瞄準對方?售屋網C雙方還在人道主義救援、軍事環境保護以及互派觀察員觀摩對方聯合訓練演習方面開展合作達成了協定。9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訪美,簽署了《美中兩國國防部關於軍事環境保護問題進行信息交流的聯合聲明》。1999年5月,美軍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中共外交部隨即宣佈推遲兩軍高層交往。[5] 和1996年台灣危機相似的是,美中主要的軍事互訪也沒有因為誤炸事件而凍結太久,這或許是和柯林頓政府的「交往政策」有關。2000年1月,副總參謀長熊光楷赴美進行了美中第3次國防副部長級磋商。2月底至3月初,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布萊爾(Dennis Blair)訪中,雙方並就兩軍交往等問題交換了意見。4月,海軍司令員石雲生訪美。7月,美國國防部長柯恩再度訪中。10月,美國海軍部長丹齊克(Richard J. Danzig)訪中。10月底至11月初,總政治部主任于永波訪美。11月初,美國參謀聯席會主席薛爾頓(Henry Shelton)也到中國大陸訪問。[6] 在柯林頓任期的最後一年,美中兩軍人員互訪反而有更加密切之勢。 小布希上台後,新政府對於與中共軍方的交流採取一種比較謹慎的態度。鷹派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就是對美中「軍事接觸」(mil-to-mil contacts)最主要的懷疑者。就在美國評估對中「軍事接觸」之時,2001年4月發生了軍機擦撞事件。解放軍海軍一架F-8戰機與美國海軍的EP-3偵察機在南海上空發生擦撞。解放軍扣留了24名緊急在海南島降落的美軍機組人員長達11天。軍機擦撞事件後,倫斯斐對兩國「軍事接觸」實施了更嚴格的限制,甚至想要完全中止兩國的軍事交流。眾議院也在當年7月通過《迪萊修正案》(Delay Amendment),要求美國商務部、司法部和國務院撥款法案中的任何資金都不得用於支付中共所提關於軍機擦撞事件的100萬美元賠償。[7] 白宮方面雖然反對完全中止「軍事接觸」,但仍同意倫斯斐對兩國軍事交流改採「逐案」(case by case)從嚴審核的作法。 2001年的911事件改變了美國的外交和戰略,也在相當程度上修正了小布希政府對於美中關係的觀點,中共也趁機因勢利導。[8] 2002年3月,中共國家副主席胡錦濤訪美,並見到了倫斯斐。兩人在短短的會談後,胡錦濤一出來就立刻對記者表示雙方在恢復 膠原蛋白軍事交流方面已達成了共識。然而,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戴維斯(Jeff Davis)隨後在回答記者詢問時卻說,美方並未同意恢復交流,兩人只是同意在近期派代表討論兩軍交流的細節。[9] 不過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羅德曼(Peter Rodman)卻在同年6月率領軍事代表團訪中,並與中方就恢復兩軍交往事宜進行了商談。 2002年10月,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赴美訪問,並在德州的克勞福德(Crawford)農場與小布希進行了「布江會」。雙方同意恢復兩軍的交往,並將重新舉行國防副部長級「防務磋商會談」及其他交流項目。雙方還決定建立關於戰略安全、多邊軍控和防止擴散的副外長級磋商機制。[10]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在2002年底率領了一支軍方代表團訪問美國,並與美國防部次長費斯(Douglas Feith)進行了美中第5次「防務磋商會談」。次年10月,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曹剛川訪問華盛頓,受到了高規格的歡迎。2004年,參謀聯席會主席邁爾斯(Richard Myers)訪問中國大陸,這是小布希執政以來訪中的最高階軍官,相距上次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訪美已有6年了。倫斯斐本人則遲至2005年10月才以國防部長身份首次造訪中國大陸。北京向來視倫斯斐為對中共敵意最深的美國高層官員,也是在國際惡意宣揚「中共威脅論」的主要推手。中方固然對倫斯斐來訪頗有期望,但似乎這位信奉新保守主義的鷹派部長對於中共的看法卻沒有太大改變。 雖然倫斯斐成見未消,但美中軍事交流畢竟已經成為一個趨勢。而在最近幾年當中最重要的發展,卻是美中互相提供了對方派員觀摩演習的機會。自2001年開始,中共已獲准可以用觀察員身份參觀美、日、泰等國所舉行的聯合軍事演習「金色眼鏡蛇」(Cobra Gold),但畢竟解放軍能參與的程度依舊太少,也無法直接觀摩美軍演練。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法倫(William Fallon)在2005年9月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曾表示,他希望能擴大兩國的軍事接觸,並願意邀請中共觀摩美軍的演習。[11] 2006年6月,法倫實現了他的承諾,邀請中共派員觀摩美軍在關島附近所舉行代號為「英勇盾牌2006」(Valiant Shield 2006)的演習。這是解放軍第一次獲得機會可派出高階軍方和外交官員直接參觀美軍演習。該次中共觀摩團員當中來自軍方的有6人,其中3位是少?租辦公室N,包括團長海軍副參謀長張磊愚少將,濟南軍區空軍副司令員鳳景泉少將,以及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馬健少將。[12] 在這之前,中共已先釋出誠意,分別於2003年和2005年邀請美軍參觀過解放軍的軍事演習。雖然對於邀請對方觀摩演習一事,雙方國內一直頗有爭議,實際參觀內容也未見「透明」。但以目前的趨勢來看,這樣的相互觀摩仍然會繼續進行。 雙方軍事交流的期望落差 一、戰略矛盾 美中軍事交流已行之有年,雖然彼此的「軍事接觸」一直都在進行著,但雙方卻尚未建立起足夠互信來深化彼此的關係。時間一久,兩邊都有越來越多的人產生了期望落差。在1997年3月的一場國會簡報當中,美國國防部曾提出了對於美中軍事交流的期望與目的,包括: n 增加解放軍的透明度; n 展示美軍實力; n 藉由和共軍高層對話的機會提升兩國安全會談; n 發展「信心建立措施」(CBMs)以減少兩軍軍事誤判; n 追求有利於美軍的雙邊功能性交流,同時提供美軍對於解放軍的更多認知; n 常態化雙邊軍事高層會談,以確保在危機時溝通管道能夠暢通; n 觀察解放軍在中共國內政治與外交決策的影響力; n 擴展解放軍在多國或多邊軍事活動的參與。[13] 10年過去了,美國在對美中軍事交流的期望上仍然不能獲得滿足。雖然在雙邊軍事交流當中,解放軍已先釋出了善意,提供機會讓美軍參觀一些單位。[14] 但美國政界仍有不少人士認為美中軍事交流並沒有給美國帶來什麼利益,反而解放軍卻常藉由雙方交流計畫來獲取美軍的科技與情報。2001年12月,參議員史密斯(Bob Smith)與眾議員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就曾致函給倫斯斐,認為美中軍事交流既沒有降低兩國的緊張度,雙方透明度與互惠度也沒有增加,更重要的是美方也沒有得到什麼有利的資訊。[15] 今年6月美國國防部副次長勞勒斯(Richard P. Lawless)在國會作證時還仍抱怨說,中共不願意跟美國進行同等、互惠的交流,這讓五角大廈感到十分困擾。[16] 中共對美國也很不滿意。首先,台灣問題就是中共在對美軍事交流時所遇到的第一個障礙。中共認為,由於美國一直把台灣作為遏制中 西裝共崛起的一枚棋子,所以不斷地向台灣推銷武器。而「台獨份子」之所以如此囂張,也就是因為有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做護身符的緣故。海峽兩岸分而治之的狀態,最符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長期安全與利益。中國最好永遠不統一,所以美國才提出了「維持現狀」的說法。其次,在軍事交流方面,解放軍內一些人士認為,美中兩軍對「透明、互惠和對等」等原則的理解有所偏差。美國批評中共的軍事現代化是不公平的,其目的是為了削弱中共的實力,使得中共無法成為美國的真正威脅。也因此,雙方即使有互相觀摩演習的機會,在性質上也與2005年中共和俄羅斯所舉行的聯合軍演不同。最主要的差異是中俄兩國在政治上的互信已達到一定的成熟度,而美中兩國在外交與戰略關係上並沒有處於一個良好的氛圍,自然會影響到兩軍的互信。[17] 在兩相芥蒂下,雙邊軍事交流的進程當然會顯得緩慢且困難重重了。 二、法律限制 造成雙方期望落差並不是只有雙方的戰略矛盾使然,美國本身在法律上的限制也使得中共難以感受到美國對於雙邊軍事交流的誠意。目前美中之間的軍事交流主要是受限於美國《2000年國防授權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of 2000)。該法案除了要求五角大廈每年要向國會提出《中共軍力報告》(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RC)外,在第12章節(Title XII)項目A「有關於中共之事項」(Matters Relati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第1201段(Section 1201)的子項(b)當中,還特別列出了軍事交流的限制,要求美軍不得與解放軍就以下項目進行交流,包括: (1) 兵力投射作戰; (2) 核武作戰; (3) 高層次的聯合作戰; (4) 高層次的後勤行動; (5) 有關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防衛與能力; (6) 偵察與監視作為; (7) 聯合作戰之實驗或其他有關於戰爭轉型的活動; (8) 軍用太空行動; (9) 其他有關軍隊的高層次能力; (10) 軍售或是有關於軍事的科技轉移; (11) 機密資訊的提供; (12) 進出國防部各實驗室。[18] 小布希上台後,美國雖然持續進行著美中軍事交流,但卻沒有要將這部在1999年10月由柯林頓政府通過的法律案解禁的意思。尤其甚者,在政治上將中共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的 裝潢小布希政府,還對美中軍事交流訂出比柯林頓時期更為嚴格的標準,以確保各項交流能符合對美國有利的原則。[19] 美國政府對向中國大陸出口的產品實施嚴格的管制制度。部分軍民兩用產品要出口到中國大陸,必須先獲得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頒發的許可證;有的還必須經由白宮審核,並且需國會批准後才能出口到中國大陸。美國不僅禁止其生產的武器裝備從美國直接向中國大陸出口,也禁止從第三國向大陸轉口。如果美國公司與中共之間的貿易被認為是違反了對中軍售禁令,將受到嚴厲的處罰。[20] 小布希政府最近的法律限制是在《2006預算年度國防授權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Y2006)的第1211段(Section 1211)當中。該條文禁止美國向中共出售各式飛機船艦、測試裝備、情報蒐集等軍用裝備以及相關技術協助。[21] 2007年6月13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將正式實施2006年7月所公布的對中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新的管制措施包括美國認為可能被中共用來強化軍力的敏感戰略技術,包括部分飛機和飛機發動機技術、航空電子、導航系統、雷射、光導纖維、水下攝影技術、推進器系統、貧化鈾,以及部分用於太空電訊和防空的儀器等。[22] 美國還將建立起「獲信任的客戶」(trusted customers)資料庫,藉以區別是否為合於美國規範的廠商,在此資料庫的中共廠商才能獲准從美國進口相關高科技產品。[23] 美國至今仍無意修改,甚至加強相關法律限制的態度自然與其對中共的不信任有關。或許正如一些評論者所認為的,現行法規原則已提供了規範目前美中軍事關係的彈性標準。在兩國未能提升互信之前,這樣的交流框架已然足夠。[24] 對於中共來說,美國限制兩國軍事交流範圍的作為完全是一種歧視。依前國防部長遲浩田的說法,中共與國外軍事交流旨在取得3項具體的成果:增進與有關國家的相互了解、友誼和合作;提升中共及中共軍隊在國際的影響力;借鑒外軍有益的經驗,促進中共軍隊現代化建設。[25] 不過顯然現行美國法律的限制嚴重影響了中共這3項期望的實現。中共認為,美國之所以維持這樣的限制條款,完全是害怕中共會從兩國的軍事合作中獲取軍事資訊。美國在批評、攻擊中共解放軍的不透明之時,卻忘了《2000年國防授權法》也大幅增加 面膜了美中交流時美軍的「不透明度」。中共還認為,美國堅持實施軍事出口管制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防範和遏制中共。美國擔心一旦放鬆對中軍事出口管制,中共將迅速引進先進的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而對美國的軍事戰略部署造成重大挑戰。因此,美國希望通過對中共的軍事出口管制,阻礙和延緩解放軍的國防現代化建設,以維護美國的獨霸地位。[26] 很明顯地,美中兩國的缺乏互信由於美國法律的重重限制而變得更加嚴重了。 三、次級交流 雖然在高層次的軍事交流上,美中雙方均存有戒心。但相對來說,處於第一線的作戰單位對於加強美中軍事交流卻表現的頗為積極,而且也沒有太多期望落差的跡象。一個很明顯的趨勢是,最近幾任的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對於與中共解放軍軍事交流均抱持著熱心的態度,這自然是與西太平洋的安全態勢考量有直接關聯。[27] 還有消息指出,美軍太平洋總部和解放軍南京軍區將會建立起直接溝通管道,以降低擦槍走火的可能性。[28] 曾在1999年至2002年擔任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的布萊爾長久以來一直主張加強與解放軍的交往和接觸,他認為兩國的軍事交往可以服務於不同目的而有不同的形式。[29] 布萊爾之後的法戈(Thomas Fargo)早在2000年就曾訪問過香港。他認為美中之間有許多共同利益存在,並主張兩國加強軍事交流。[30] 法戈並曾在2002年12月訪問中國大陸。一般認為他的造訪代表了美中軍機擦撞事件已獲得緩和。[31] 繼任的法倫不但抱持著與布萊爾、法戈類似的看法,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倫就任太平洋總部司令後,曾經在一年內兩度到中國大陸訪問。法倫除了邀請解放軍觀摩美軍演習外,據說他還非常想促成解放軍參加美國與其太平洋盟國,如澳洲、日本以及新加坡之間所舉行的聯合軍事演習。[32] 美中在2006年11月於南海舉行聯合搜救演習後,現任太平洋總部司令基廷(Timothy J. Keating)就表示希望兩國日後能有更多的軍事交流與合作機會,以便對彼此的實力能有較清楚的認知。基廷在今年5月訪問南京軍區時也曾說,面對迅速增長的中共軍力,美國目前的方針是「保持接觸」。「美中兩軍越是瞭解對方的意圖,發生意外衝突的危險性就越低。」基廷也認為舉行聯合演習是推動兩軍之間相互交流進而發展友好關係的最佳途徑。[33] 美中軍事交流未?21世紀房屋仲介茠瑤w慢發展 目前美中軍事交流主要是軍艦和小範圍人員的互訪、加強軍事透明度等,其他具體合作項目並不多,美方也仍嚴格限制對中共的軍事技術和武器之轉移。但正如同2004年1月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在訪問北京時所說的,美中間的軍事交流已走出陰霾,兩國的軍事關係也已日趨正常化。[34] 美中軍事交流將持續發展,不過速度當不致於太快,主要反應在以下兩方面: 首先是「防務磋商會談」的常態化。美中「防務磋商會談」緣起於1997年10月江澤民訪美之時。兩國曾在當時發表了《聯合聲明》,並確定了美中兩國國防部定期舉行「防務磋商會談」,並在兩國首都輪流舉行的機制。[35] 期間受到中共駐南使館被炸事件以及南海撞機事件的影響曾兩度中斷,至2002年12月重啟,迄今共舉行了8次「防務磋商會談」,第9次將在今年9月舉行。美中副部長級的「防務磋商會談」是目前兩軍之間最高等級的定期磋商機制。主要以討論軍事問題為中心,並涉及國防等一系列問題,包括反恐、伊拉克、朝鮮半島無核化、台灣問題、地區安全等議題。中共與澳洲、韓國等國都曾進行過防務磋商會談。該機制已成為兩國國防部及軍方增進瞭解、建立互信、鞏固交流的重要管道之一。[36] 1994-2006年美中軍事高層互訪表 年份 國防部長 最高階軍官 防務磋商會談 1994 裴瑞(美) 1995 1996 遲浩田(中) 1997 夏利卡希維里(美) 第一次 1998 柯恩(美) 張萬年(中) 第二次 1999 2000 柯恩(美) 薛爾頓(美) 第三次、第四次 2001 2002 第五次 2003 曹剛川(中) 2004 邁爾斯(美) 第六次 2005 倫斯斐(美) 第七次 2006 第八次 資料來源:Shirley A. Kan, “U.S.-China Military Contacts: issues for Congress”, CRS Report, RL32496, June 30, 2006, Table 2. 其次是軍事熱線的建立。美中之間建立軍事熱線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的台海危機。當時的太平洋 房屋出租總部司令普理赫(Joseph W. Prueher)即表示:「我們和解放軍沒有任何聯繫或交流,這是不好的。倒不是說我們非得做朋友,但是我們需要交談,特別是有危機的時候。」[37] 2004年時,美國提議建立美中軍事熱線,以在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可以互相溝通、避免誤判。[38] 據報導,美中兩國有可能在今年第9次「防務磋商會談」時,敲定建立軍事熱線的具體方案。根據中共國防部外事辦公室副主任錢利華的說法:「美方在幾年前就提出建立軍事熱線的問題,並於2006年6月第8次中美防務磋商會上,由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羅德曼正式向中方提出。隨後,雙方展開了一系列準備工作。今年4月美方派出一支技術小組,到北京與我軍方人員共同解決了架線等技術問題。」[39] 至於其他技術性的問題,包括電話終端是否設在國防部、是由兩國國防部長通話還是由部級幹部之間進行溝通、多長時間通一次話、談話內容除軍事安全問題外是否還涉及政治問題等等,預計也很快就會達成共識。目前美中元首之間已有熱線電話,中共外交部和美國國務院間也有熱線的存在。若兩軍之間的軍事熱線也能建成,一般相信會給兩國安全議題上帶來更多的互信,象徵意義重大。[40] 雖然如此,兩國之間的軍事交流卻仍常有「意外」產生,影響了持續互信的建立。今年1月,解放軍以動能飛彈擊毀了一枚氣象衛星,對於美方造成了不小的震撼。在今年5月初的《詹氏防衛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當中,美國空軍參謀長莫斯里(Michael Moseley)曾就此事發表了極為深刻的評論。莫斯里認為,中共此次展現的反衛星能力(ASAT),幾乎可以和1957年蘇聯發射史普尼克衛星事件相比擬,完全出乎美國的意料之外。[41] 而在今年的《中共軍力報告》當中,美國國防部特別提到中共的反衛星能力。五角大廈還明白指出,在2010年,中共的反衛星飛彈將有能力摧毀美國軍事衛星。[42] 莫斯里將軍的分析以及今年的《中共軍力報告》,正巧可與季北慈(Bates Gill)在最近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所發表的一篇專文相對照。季北慈等人認為,在中共專制統治下,若干軍事資訊仍是「密中之密」。對於解放軍以飛彈擊毀衛星,身為中央軍委主席的胡錦濤或許事前知情,但其他非軍方的政府部門,包括外交部卻都可能被蒙在鼓裡。[43] 總的來說,美軍對於解放軍是否有能力進行「反衛星」能力或許並不是 租房子像莫斯里所表示的那麼驚訝。2004至2006年連續3年的《軍力報告》都略有提到中共或許有以「核」彈道飛彈攻擊衛星的能力,2003年版的《軍力報告》甚至還提到中共在2005年至2010年可能就會部署「反衛星」系統。[44] 美國情報機關也曾在2004年至2006年間追蹤到3次中共「反衛星」能力測試。[45] 美方比較在意的,或許是解放軍這種自外於政府,甚至是共產黨控制的情況。對此,美方在不同場合都表示了十分擔憂的態度,對於美中交流也產生了負面的影響。[46] 結語 由於共同圍堵蘇聯的需要,1980年代是美中軍事交流的蜜月期。不過,好景不常。在後冷戰時期,美中兩國沒有共同的主要敵人,雙方卻在東亞地區形成了一種競爭關係。美國在無法阻止中共軍事現代化的情況下,所能做的最佳選擇就是對解放軍主張「軍事透明化」,以求能更清晰地掌握中共軍事的發展狀?,這也是美方對於兩軍交流最重要的期待。然而對於中共來說,美中軍事交流最好能夠提供解放軍更多接觸美軍先進裝備與體制的機會,藉之以提升本身的軍事實力。而對於直接面臨潛在衝突的作戰單位來說,能有固定,甚至是制度化的交流來做為增進彼此了解和互信的機制,對於避免因誤判而發生軍事衝突將具有實質意義。由此看來,當前美中的軍事交流尚能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因而這樣的發展應該會持續下去。 雖然如此,美中之間的矛盾仍然對其軍事交流造成了不少隱憂。「天安門事件」後,從1996年的台海危機、1999年的誤炸中共大使館、2001年的軍機擦撞事件,甚至到最近的中共擊毀衛星,都對美中軍事交流造成了相當負面的影響。此外,美國一直不願意在法律上就兩國軍事交流範圍鬆綁的作法也讓中共存有芥蒂,眾多的軍事出口管制也嚴重影響到美中關係的正常發展。不過,法律上的限制好解,心態上的改變才是最難的。即使有「防務磋商會談」,甚至「軍事熱線」的機制,但雙方在缺乏真誠互信下所產生的軍事交流或許是極無基礎的。未來實際發展如何,還值得吾人再多加觀察。 本文刊於全球防衛雜誌,第278期,民國96年10月,頁90-97。 [1] Country Group V includes all countries not included in any other country group (except Canada).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xport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20230, April 12, 1994, CCATS # 40696. 辦公室出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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